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展现了政府的重要性，也凸显了政府失败的代价。危机爆发之前，各国政府长年低估韧性的价值，也未能善尽保护公民的职责。疫情爆发后，世界各地的民众挺身而出，通过个人与崭新面貌的文明社会，展现出团结一致的意识与利他主义。

但COVID-19危机却也暴露了社会上的深刻压力与不公不义。民众对生活所有领域的公平，与更高程度的平等，寄以更高的期待。

问题在于，危机期间所展现的价值观，是否能延续到正常时期。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后COVID-19疫情时代的价值如何改变。更深层的忧虑，包括各经济体系的供应崩坏到什么程度。具体而言，有多少曾经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将永久遭受损害？有多少民众将失去工作，以及他们对劳动力的依附感？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是GDP的短期崩落那么简单，还将是对各国政府、企业与银行应对效能的真正考验。

各方注意力已转向危机所暴露的实质机会：居家办公、在线医疗、远程学习以及人类经济体系加速由传递原子的世界，转变为传递位元的世界趋势。

随着我们的数位与本地生活扩展，以及我们的实物与全球生活萎缩，未来势必降。

较高的债务将导致标的股票的风险性上升，并压抑成长能力。影响更深远的是，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的金融关系已大幅扩展。未来的退场能多顺畅？或者政府会继续被卷入商务活动，并对民间活力造成束缚？第三，卫生与经济双重危机的惨痛经验，将改变企业平衡风险与韧性的方式。未来一般人将期待企业藉由反脆弱性的评估与做好应对失败的准备等，为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做好准备。

几十年来，风险不断被移转到个人身上，如今埋单的时刻已到，但民众甚至连开始付款的能力都没有。全体民众目前正经历着失业的恐惧，且因医疗量能不足，或被排拒在医疗大门之外，而感到焦虑不安。民众不会轻易淡忘这些教训，而这会对仰赖杠杆消费、繁荣的房市与热络的零工经济的部门产生持久的后果。

这指向最后一个更深刻的议题。近几十年来，我们一步步从市场经济体系迈向市场社会，这个变迁过程虽然细微到难以察觉，却坚定向前。渐渐地，若一项资产或活动希望受到重视，就必须进入市场；一切事物的价格成了一切事物的价值。

这一场危机可能有助于扭转那个因果关系，从而使公众价值观，得以协助塑造民间价值。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各地社会已将卫生/健康列为最优先且最重要的考量，接着才设法解决经济后果。

这一场危机是对利害关系人资本主义的一场考验。当这场危机结束，外界将观察“企业在这场战争当中有何作为”，并藉此评断它们。企业如何对待它们的员工、供应商和顾客？哪些人慷慨解囊，哪些人又囤积居奇？哪些人挺身而出，哪些人又退缩不前？许多领导者把当前这场危机形容成一场对某个隐形敌人的战争。等到危机结束，我们将需要争取和平。